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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抄书的“学问”

发布日期 : 2020-07-05 点击次数 : 1387 来源 : 《山东教育报》(中学生) 分享:

印刷术是唐代中后期得以推广的,此前,文献典籍的保存与流通,几乎全靠手工抄写。古人抄书,是有讲究和“学问”的。


自南北朝开始,抄书就相当盛行,有了以抄书为业的“经生”。隋文帝杨坚向民间搜求异书,召集书家抄写三万余卷,定本后归还原主。唐玄宗设“修书院”来掌管抄书、校书事项,抄书人被称作“御书手”。凡抄好审好的书籍,唐玄宗均收藏于洛阳皇宫,令“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”,其场景可以想见。彼时,各地官府也有专门的“书手”或“楷书手”,还设有“书令史”——佐理案牍的官吏。相应之下,民间也涌现出种种书铺,雇用贫寒文人以笔墨从业。


抄书业的繁荣,使典籍得以大规模复制流通。这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大有裨益。书手笔下的字体,除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篆书等常规形式,还有篆楷、隶楷、隶草相互杂糅的抄本,精彩满目。


后来,雕版印刷、活字印刷相继兴起,抄书业逐渐衰落,而独特的书法形式“写经体”却留存下来。在书法家和佛家的共同参修中,这一形式得到明显的艺术升华。因抄书不完全是书法行为,主要是来阅读的,一般只要求工整均匀,易于识别,又不失传承,有简约流畅之美。实际上,这属于抄书催生的另一类文化效应。


抄书毕竟是官府推动的事,规矩十分严谨。文本结尾的地方一般都记有抄写日期、字数、页数,并有抄写人、初校、再校、三校和详阅人、制卷人姓名,一目了然。


“眼过千遍,不及手抄一遍。”古人抄书,有修身养性的意味,看似稚拙却屡试不爽,成为行之有效的治学经验,确实是一门“学问”。


明代文学家张溥,遇好书必定手抄。抄毕细读一遍,尔后付诸一炬,继而再抄、再焚,直至融会贯通,烂熟于心。“十年著作千秋秘,一代文章百世师。”张溥去世后,崇祯皇帝下诏征集他的著述,计有三千余卷,涉猎经、史、文学诸多方面,可谓博大精深,传为佳话。


宋朝大学问家苏轼谪居黄冈时,抄《汉书》三遍,有“出口成诵”之誉。殊不知,《汉书》包括本纪十二篇、表八篇、志十篇、传七十篇,共八十万字。如此鸿篇巨制,通读三遍都不大容易,何况是逐句逐页地抄写呢?


抄书的执着源于自觉。伏案走笔,沉醉其中,是美不胜收的事。宋代诗人李光,“尽日抄书北窗下”,乐此不疲。陆游晚年时,仍“蝇头细字夜抄书”,泼墨挥毫,不知倦怠。


抄书的瘾头上来,是忘乎所以、不管不顾的。清代朱彝尊以博学著称,得康熙皇帝器重,被召入南书房供奉。南书房藏书极丰。朱彝尊每每看到秘本、孤本,自己抄录不说,甚至花银子雇小吏动笔帮忙。后来他被人上疏,终遭贬斥丢官。对此,他毫不介意,赋小诗一首寄怀:“夺侬七品官,写我万卷书。或默或语,孰智孰愚?”


自足之意,跃然纸上。


(郝景田摘自《科教新报》20191211日)